记者 言咏
10月25日，台湾歌手郑智化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深圳宝安机场，作为轮椅旅客的他，在登机时遭遇窘境。他搭乘的航班停在远机位，机场为残障旅客提供的升降车与舱门之间有25厘米的高度差，轮椅推不进去，腿也跨不过去，他“连滚带爬”才登机。
机场方面当天两次致歉，解释升降车和舱门之间保持高度差是基于安全操作规范。机场将立行立改，试点启用有一定坡度的登机连接装置，解决高度差带来的不便。
事情发展到此，本是一个由个体发声，推动残障人士被看见、推动无障碍公共服务改善的良好契机。但10月27日，郑智化发文道歉，称自己“连滚带爬”用词不当，是他登机过程不顺，一时气愤的遣词。
这一看似“反转”背后，是郑智化登机视频的广泛流传。网友说，他并没有连滚带爬啊，有人帮推轮椅，有人帮抬腿，怎么就“冷眼旁观”了？随后，舆论对郑智化的指责铺天盖地：夸大其词、别有用心、索要特权……
郑智化真的需要道歉吗？他言语间是有情绪，升降机不抬高或许确实是出于操作规范，服务人员也在帮忙，但他遭遇的困境是真实的，他有权感到愤怒并吐槽。从个体的角度说，只要郑智化愿意，他当然可以选择为自己激烈的言辞道歉，但不是必须道歉，更不必因舆论批评道歉。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厘清这一是非很有必要。在舆论的汹涌反扑中，郑智化的道歉很容易被理解为知错后的改正，但实际上，他没有错，我们无权要求批评者完美，就如同我们无权要求受害者完美一样。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认知谬误里，当受害者有半点瑕疵时，其所遭遇的不幸似乎祸有应得。对批评者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有任何不完美，舆论的声浪就盖过本应反思的问题指向批评者，似乎他们才是问题。这种戾气的失焦对讨论公共议题有害无益。
再说，难道一名残障人士，只有狼狈到真的“连滚带爬”了，才有资格站出来吐槽吗？有这样想法的人，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残障人士拥有平等权利，无障碍出行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于残障人士而言，一个友好的出行环境是，在无障碍设施的辅助下，他们能最大限度地自主行动，而不是“有人架胳膊有人抬腿”才能通过。
不要忽视“自主”对残障人士的意义，这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尊严。社交媒体上有一条评论说，其一位朋友在机场遭遇过因升降机坏了不得不被工作人员抬上飞机的经历，这位朋友觉得很难堪，此后尽量避免坐飞机。当我们站在残障人士的视角，就可以理解“有这么多人帮忙，不感谢还吐槽，不识好歹”的想法是多么谬误。协助有需要的人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残障人群更希望的是一个可以支持他们自主出行的环境。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只有理解了残障人士诉求的同等权利里包含了自主与自由，才能在无障碍环境建造时更精准地支持他们。理念到位了，办法总比问题多。类似机场升降机和舱门高度差这样的场景，一块坡度板就能减少很多窘迫，国外很多机场都是这么操作的。不可否认，机场的安全规范应当遵守，但安全规范不应成为忽视特殊群体需求的理由，机场有责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满足残障旅客的无障碍出行需求。
郑智化在致歉信的结尾说“因事件引发的对少数群体利益的关注，比我个人感受意义更大，交给社会各方讨论”，若能如此，这将是此次公共事件最大的价值所在。郑智化的困境不是个例，而是8500万残障人士困境的缩影。舆论对郑智化汹涌的批评，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我们社会对残障人士观念的误区。在对残障群体的包容和支持上，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环境，我们不是已经“足够好”，而是“需要改进的还有很多”。
2019年，致力于截瘫患者回归社会的公益人文军，在大理考察时因无障碍路口被占，他开着轮椅另寻他路，不幸跌落辞世；2021年，一位昵称为“轮椅小仙女”的脆骨症患者，在深圳因无障碍通道设施破损致轮椅侧翻，摔落身亡。每一起悲剧都是对文明底色的拷问。如果在郑智化风波中任由舆论失焦，既不可能充分保障残障人士的权利，也不能推动他们福祉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