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正对以色列的自我形象与自我认知构成挑战。以色列军队造成数万巴勒斯坦人丧生，被国际社会谴责犯有“种族灭绝”罪。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虽然国家地位在近期获得了更多国家的承认，但这也只停留在口头承诺，建国之路仍然漫长，而这正是一场又一场冲突背后的核心问题。

特朗普提出对加沙实施托管，想把饱受摧残的加沙变成一个沿海商业中心，而让巴勒斯坦人在治理中扮演边缘角色。这种想法似乎既贬低了当地居民，又不太可能奏效。

“这项计划并不能保障我们作为有尊严的人的权利。”在加沙沿海地区阿尔马瓦西难民营中居住一年多的年轻女性里瓦·阿布·库塔说道。自战争爆发以来，她失去了家园、工作和希望。“这让我们觉得，流离失所将成为我们的身份标签。”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夷平加沙大片地区

对家园的追寻，正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命运交织的核心。

过去，纳粹大屠杀和1948年的“纳克巴”（Nakba，意为灾难，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约75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在苦难的天平之上，毫无意义地比拼哪个更惨重。

现在，哈马斯发动的“10·7袭击事件”和以色列发动的加沙军事行动，又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些灾难的噩梦般的记忆，进一步加深双方的敌意。

“10月7日的屠杀和劫持人质事件，让以色列人更加联想到纳粹大屠杀，而对许多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来说，这场战争又是一场新的浩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法教授尤瓦尔·沙尼说，“所以，双方就这样陷入无休止的循环。”

两个以色列

在加沙冲突两周年之际，以色列人身心俱疲：29.5万名预备役军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征召入伍；约8.3万名以色列人在2024年选择移民海外，比前一年增加50%；仅在7月和8月，就有7名以色列军人自杀身亡。

以色列人要么强迫性地关注新闻，要么干脆完全不看。纷繁的信息将他们淹没，人质和阵亡士兵的海报和贴纸在墙壁和长椅上褪色剥落。

碉堡上贴着以色列阵亡士兵和受害者的照片

内塔尼亚胡命令以军在黎巴嫩斩首真主党，并对伊朗核计划造成打击。阿拉伯邻国谈论着“以色列帝国”，但在以色列国内，却没有一种地区军事优势的胜利感——哈马斯仍存威胁。

以色列社会的凝聚力，根植于其独特的学校与兵役体系所塑造的集体认同。如今，这个社会正在争论自己是否迷失方向。

“以色列不像美国那样，没有个人奋斗的历史，”以色列作家兼历史学家格肖姆·戈伦伯格说，“这里的神话是关于团结的集体，而现在这种共同责任感已经破灭了。”

“我们迷失了方向。纳粹大屠杀八十年后，我们却在谈论种族清洗、犹太至上主义、清除加沙城的居民，”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摩西·亚阿隆愤怒地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这些就是以色列国的价值观吗？”

他说：“我本着《独立宣言》的精神，为捍卫犹太民主自由国家而战。而如今我们面对的政府却是一个专制、种族主义、充满仇恨、腐败且遭抵制的领导层。”

9月，以色列抗议者在特拉维夫游行，呼吁哈马斯释放人质

更糟糕的是，在批评者看来，内塔尼亚胡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竭尽全力推迟对“10·7袭击事件”的调查，而这场悲剧部分源于他支持哈马斯的政策。过去，这一政策旨在确保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继续分裂。

但内塔尼亚胡的众多支持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视其为“救世主”——通过击败哈马斯，使以色列更加安全。

“大多数以色列总理可能都会做出和比比一样的决定。”以色列前驻美国大使、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副部长迈克尔·奥伦说道。他用昵称称呼内塔尼亚胡，“他或许在国际上毫无信誉可言，但他把10月7日视为历史的召唤并挺身而出。”

如此决定的代价是高昂的，内塔尼亚胡激怒了全世界，也使国内分化成“两个以色列”。

“第一个以色列”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右翼群体，不认同巴勒斯坦的存在，如今已成为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势力。

以色列定居点运动领袖丹妮拉·韦斯称，“10·7袭击事件”是“迫使犹太民族向救赎又迈进一步的奇迹时刻”。这种“救赎”就是以色列控制巴以地区的全部土地，在他们看来，这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遗产”。

“第二个以色列”致力于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观，主张任何人都享有完全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事实证明，在一个拥有200万阿拉伯或巴勒斯坦公民（占总人口的20%）的犹太国家，这一崇高目标难以实现。但许多人仍认为，若放弃对此目标的追求，将违背以色列的根本承诺。

4月，在加沙城，一名受伤的儿童被送往医院

“比比不仅对巴勒斯坦人做了可怕的事情，对我们也是如此，”以色列退役少将、前驻华盛顿武官加迪·沙姆尼说，“他抛弃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即珍视生命和战争伦理，为此我们有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巴勒斯坦建国梦渺茫

主张摧毁加沙的以色列极右翼政客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都居住在约旦河西岸。这里是巴勒斯坦的领土，居住着超过50万以色列人。

自“10·7袭击事件”发生以来，以色列定居者摆脱了所有限制，迅速加快土地侵占步伐，试图彻底扼杀本就渺茫的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

约旦河西岸高速公路两旁新插的以色列国旗，宣告着以色列的“殖民化”进程。1967年，以色列通过战场胜利将统治范围扩大到约旦河西岸。58年后，这一进程似乎已不可逆转。

在这片被以色列人称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圣经之地，挖掘机和推土机在滚滚尘土中搬运着石块。它们在梯田般的山坡上开辟出土路，山顶上矗立着象征以色列定居者的前哨站。

摄像头无处不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无时不被监视。以色列当局在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的入口处安装了数百道黄色的自动门。一旦发现任何骚乱迹象，这些门就会猛地关上，将巴勒斯坦人隔离起来。

艾莎·阿布·阿利亚站在田野上

穆盖尔村位于山坡上，人口约3000人，周围环绕着古老的橄榄树和杏树林。8月21日，一名以色列定居者受伤，导致数百名以色列士兵涌入该村，将村长拘留了九天，并搜查了500多户人家。此外，定居者还用砍刀和推土机推倒村民田地里无数的橄榄树。

“我觉得他们正在摧毁我的心。”53岁的艾莎·阿布·阿利亚站在田野里看着废墟说道。

阿布·阿利亚说，她所承受的压力和羞辱越来越大，以色列定居者的目标是“把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赶出这片土地”。

阿布·阿利亚住在父母家里，有一个姐姐和七个兄弟，其中两个在美国，一直劝她搬到那里去。“但离开是不可能的，”她说，“永远不可能。”

她的房子俯瞰着远处以色列定居者放牧的田野以及主干道，因此曾多次被以军征用。6月16日，数十名以色列士兵闯入她家中。一名军官称她住在一个“恐怖分子社区”，还问道：“你为什么不爱以色列？”

阿布·阿利亚回答道：“你为什么不爱巴勒斯坦？”

“根本就不存在巴勒斯坦。”军官说。

她说：“按照真主的旨意，有一天，巴勒斯坦将会出现，而以色列将不复存在。”

当被问及“10·7袭击事件”，阿布·阿利亚说：“尽管我们对以色列受害者无法共情，但我没有庆祝。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死了太多人，我知道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她17岁的侄女萨拉说：“就算这件事没发生，以色列也会做这样的事。这简直是把一切都快进了。”

里瓦·阿布·库塔在她位于加沙南部马瓦西的帐篷里

里瓦·阿布·库塔原本住在拉法赫（加沙地带最南端的城市，目前大部分已被以色列夷为平地），后因战争搬到了汗尤尼斯附近的马瓦西，与数百名流离失所者一起住在营地的帐篷里。

30岁的她经历过许多战争，但没有一场战争如此残酷。她努力照顾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妹妹阿拉，但所需的药物早已没有。

阿布·库塔说，她的工作很无聊——找点吃的，比如罐装豆子；确保有饮用水；打扫家人住的帐篷。一路上，她能听见以色列无人机的嗡嗡声，或是战斗机的轰鸣声。有时，她会把沙子塞进搭在帐篷上的衣服口袋里，充当防弹功能。

她觉得历史正在重演。她的祖先被赶出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村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也失去了属于她的村庄。她失去了无数的朋友，她把加沙称为“葬礼之地”。

她曾经的世界很美好：在一家教育公司从事在线工作，申请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拥有自己的健身房和家。但这一切都消失了，她现在只有口袋里的沙子。

她谴责以色列滥杀无辜，谴责哈马斯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灾，谴责世界无能——选择在此时承认巴勒斯坦国。她说，这一举措“为时已晚，与我们经历的毁灭相比微不足道”。

被杀害或被绑架的以色列人

“我看不到任何实现两国方案的可能性，”以色列前外交部长什洛莫·本·阿米说，“这里的历史太过沉重，而地理空间又太过狭小。”

加沙城的难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