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收缩型城市，上述论文提出的判定标准为“城区常住人口连续3年出现下降”。而资源枯竭、产业转型滞缓、区位偏远或大城市虹吸，都是常见诱因。
然而，收缩并非洪水猛兽。集中人口、精简空间、提升服务效率，是优化城市格局的另一条路径——“精明收缩”让城市更紧凑、更有韧性，也为下一轮发展积蓄能量。
国家部委近半年频频发声，意味着收缩城市区划调整已进入政策语境。哪些城市该撤并整合？黑龙江（绥化）安达、（哈尔滨）依兰，鹤岗、鸡西、七台河，被学界点了名。
收缩城市区划调整风声渐起
改革开放之后二三十年，城市扩张呈现粗放特征，大拆大建、摊大饼式的开发，屡见不鲜。
直到城镇化率突破60%后的2019年，国家发改委首次在文件中提出“收缩型城市”概念，这才让另一种城市“发展走向”浮出水面。此后连续两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都明确提出“收缩型城市要瘦身强体”。
2022年，国家发文进一步指出：对人口流失县城要“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引导人口向邻近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转移，支持有条件的资源枯竭县城培育接续替代产业”——这既是对症下药，也是在为未来城市治理预留空间。
与此同时，“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非必要不调、时机不成熟不改”也是城镇化建设指导方针之一，这让收缩城市的治理止步于浅表的“公共服务集中、机构编制削减”，而非刮骨疗毒、釜底抽薪般的“行政区划调整”。
今年风向再进一步。3月，民政部部长陆治原撰文提出“探索人口收缩地区行政区划优化路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出台，强调“按程序稳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9月，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接受采访时表示“撤并或整合”的可能。
一系列表态意味着，收缩城市的区划调整已从学界研究进入政策语境，并开始向社会公开信号。对地方而言，谁会率先成为被调整的对象，已不再是抽象议题。
黑辽川收缩城市数量居前三
学界判定“收缩城市”，通常以人口为核心指标：如果连续三年城区常住人口下降且无法回补，就会被认定为收缩型城市。
一项基于1990—2020年人口普查的研究表明，全国超过40%的地级单元出现人口收缩。不同学者测算虽不一致，但结论都指向同一事实：中国至少有80—180座地级城市进入收缩行列，东北和中西部是“重灾区”。
郑州大学教授汤凯通过对比六普、七普数据，识别出139个收缩城市，其中黑龙江、辽宁、四川各有12个，数量位居前列。南京大学教授陈友华团队则从人口、经济、空间三个维度分析273个地级市，发现180多座城市至少在一个维度出现收缩。
城市收缩原因主要有四类：一是资源枯竭：甘肃玉门因石油而兴，却因石油衰竭而衰落；黑龙江双鸭山、鹤岗，辽宁阜新，江西萍乡因煤炭资源枯竭而凋敝；伊春和大兴安岭则因禁伐政策导致木材产业迅速萎缩。
二是产业变迁：东北区域的鞍山、齐齐哈尔、抚顺、本溪，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是百万级人口的工业重镇，如今因产业转型滞缓而持续收缩。
三是区位偏远：甘肃定西、新疆哈密、黑龙江富锦、内蒙古额尔古纳，远离核心城市群，又无资源优势，在人口迁徙中最先被放弃。最后一类是大城市虹吸：如成都周边的都江堰，人口纷纷流入中心城市，留下的是发展停滞的中小城。
暂时性收缩城市重获生机
收缩并非洪水猛兽，更像是城市成长过程中的“低潮期”——只要有针对性的治理和资源配置，就有机会恢复元气。长三角的经验尤其典型，当区域协作与产业重构的组合拳打出，不少暂时性收缩城市又重回生机。
世纪之初浙江温州、丽水、衢州人口外流，但借助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重构，近十年恢复增长。江苏泰州、盐城、淮安也经历“增减”波动，沿江产业再分工、跨江交通改善后收缩渐止。安徽宣城、滁州曾被杭宁虹吸，强化交通并引入数字经济、文旅产业后开始回流。
这些案例得益于区域协作：长三角一体化规划、跨省交通一体化和产业分工，为边缘城市提供更多就业与通勤机会。曾被沪宁“虹吸”的周边中小城，如嘉兴、宣城，通过高铁通勤与产业协同，把“流走的人”变成“通勤人口”，稳定了人口基数。
受益于产业重构：丽水、温州以数字经济和文旅业延伸传统制造业链条，浙江南部多个城市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与绿色能源，增加了本地就业。
在边疆重镇，政策扶持则是主要手段。新疆和田、内蒙古呼伦贝尔的部分旗县在“兴边富民”战略和口岸政策扶持下，通过口岸经济和边贸产业重新获得人口吸引力。
这些实践表明：只要具备区位潜力或产业基础，城市收缩并非不可逆。然而，并非所有城市都能依靠区域协作或产业重构实现“自愈”。对于人口长期净流出、财政透支严重的城市，采取“精明收缩”——以退为进、重组空间要素，或许才能直击要害。
专家建议“七台河并入佳木斯”
精明收缩的核心要义是让建成区规模与实际人口规模相匹配，通过集中人口、收缩空间来提高单位面积人口密度和公共服务效率。过去几年，涉及不少中西部收缩区域的人口小县改革，即是精明收缩的前沿探索。
数据显示，全国户籍10万人以下县市206个，占比近一成。这些区域底子薄、财政供养负担重。2020年以来，山西6个小县（6县七普人口均少于15万人，且较六普减少13%-23%）率先推行“大部制”改革，事业单位减至40个，人员编制削减四成。
改革后山西单个试点县年节省经费1.1亿元。此后，青海、安徽、湖南、河南、内蒙古等地陆续跟进——与山西类似，这些省份试点小县多是偏远、生态、民族或边境县，绝大部分属收缩区域。截至去年，97个试点县全部完成。从效果看，效能提升还有明显的。
例如，西部A县将党政机构由35个压减至25个，精简29%。部门平均编制由5人增至8人，原20余名办公室、财务人员过半充实一线业务。机构减少公用经费压减，办公用房精简533平方米，年节支逾百万元。今年以来，“精明收缩”进一步延伸至基层。
广东肇庆封开县拟将平凤镇与江川镇合并为新平凤镇，减少行政层级、节约管理成本、集中公共服务；安徽霍邱县两家大型公立医院计划整合为一家综合医院，减少重复投资和闲置床位；宁夏银川贺兰县撤并3所公办幼儿园，优化资源布局以应对出生率下滑。
若县级机构瘦身仍不足以扭转趋势，还有更重的“猛药”可试——地市级行政区划调整。黑龙江早有先例：2019年，伊春一次性将15个市辖区合并为8个县区，其中4个由市辖区“退回”改设为县。如今，收缩最密集（13个地市12个收缩）的黑龙江，又有新动向。
黑龙江省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月、哈尔滨新区总规划师吴松涛等专家近期撰文建议：将（绥化）安达市划归大庆、（哈尔滨）依兰县划归佳木斯——可通过要素联动、产业协同和设施互通互享等强化人口集聚能力，减缓地方人口收缩。
“正视人口收缩趋势，节约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效率”，上述专家建议将七台河市降为县级市并入佳木斯；大力缩减鹤岗市、鸡西市辖区数量；集贤县撤县设区，划入双鸭山市。无一例外，这些被点名城市，均出现在（本文所引述）不同学者总结的收缩城市名单中。
从国家部委放风，到专家学者建议，这些“收与合”的动作，正是收缩城市走向高质量治理的必经之路——让有限的人口和财政在最小空间里发挥最大效能。
参考资料：
张怀水，《“收缩型城市”今后面临撤并或整合可能》，《每日经济新闻》
刘长杰，《收缩型城市：以“瘦身强体”替代“增量规划”》，《中国发展观察》
汤凯，《收缩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河南社会科学》
王月、吴松涛，《人口收缩背景下黑龙江省行政区划设置对策研究》，《黑龙江国土资源》